1946年冬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空气凝固如铁。东条英机等战犯在辩护律师簇拥下，始终以沉默对抗审判。中方检察官顾问鄂森突然传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、目击者美国医生威尔逊和牧师梅奇。当证词细节越来越具体，土肥原贤二情急开口狡辩——精心构筑的沉默防线轰然倒塌……
这是2025年8月3日上午，扬州大学法学院举行的以“传承鄂森精神·弘扬爱国情怀”为主题的“鄂森课堂”模拟法庭活动中的一幕场景。
本次模拟法庭以东京审判中的庭审交锋为核心，团队成员分别扮演“法官”“检察官”“辩护人”以及“战犯”等角色，通过历史还原与角色扮演，完美演绎了鄂森为民族尊严据理力争、用铁证指控战犯等经典场景，引导青年学生铭记抗战历史，理解东京审判的法理价值与现实意义，践行鄂森精神中对法治的追求。
“1946年至1948年间，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中国共有17人参加，包括法官梅汝璈、首席检察官向哲濬、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、助理检察官裘劭恒，检察官顾问鄂森等。”鄂森后人、江苏省长丰医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鄂小明在采访中表示，“与梅汝璈、向哲濬、倪征燠相比，作为东京审判‘幕后英雄’鄂森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。”
静默并不代表遗忘，在扬州头桥市民广场，晨曦正掠过鄂森雕像纪念牌上“正大光明”的刻痕——这四字曾烙在鄂森怀揣的扬州青石上，陪他穿越东京审判的硝烟，最终化作民族精神穹顶的承重之石：不争显赫，只为托起永不倾斜的正义天平。
乱世法魂
乡村走出的正义火种
1902年，江苏扬州头桥镇十三圩的鄂家宅院里，一个男婴的啼哭划破晨曦。家人为取名鄂浚的男孩不会想到，四十年后他将以“鄂森”之名震动远东法庭。在“正大光明，忠厚传家”的祖训熏陶下，少年鄂森在父亲鄂锦波的私塾里，第一次懂得了“公道”二字的分量。
1919年，17岁的鄂森考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，后转入“中国近代法学摇篮”东吴大学法学院。在东吴大学的法学殿堂里，他如春笋破岩般拔节生长。清晨的图书馆总为他留着一盏灯，他在《罗马法》《国际公法》的字里行间触摸法律的温度；课堂上的辩论他从不肯妥协，“法律不是文字游戏，是对人性与文明的深刻洞察”的论断常令教授颔首；课余时间，他与同窗模拟法庭审判，从原告陈词到被告辩解，每一个细节都力求逼近真相。这份对法律的赤诚，让他在毕业时不仅捧回了满墙的奖状，更攒下了“兼通中西、洞见灼然”的学界声名。
东吴大学毕业后，鄂森远渡重洋，成为斯坦福大学法律研究院首批中国学子，后转林肯大学获法学博士。他师从国际法学泰斗，与来自各国的法律精英激辩“战争罪责”的边界；在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里，他将《凡尔赛和约》的每一个条款与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对照批注。当他在博士论文《战争罪行的国际追责机制研究》扉页写下：“法律是文明的盾牌，正义是人类的灯塔”时，一个法律人的使命已在心中生根。
1929年冬，黄浦江寒风凛冽。27岁的鄂森站在上海外滩，归国行囊里装着斯坦福的毕业证书、法学典籍，还有一块父亲所赠的扬州青石——铭刻“正大光明”家训。他拒绝所有租界当局的高薪邀约，转身走进东吴大学教室，在黑板上写下“EvidenceLaw”（证据法）——这个动作预示着他将用毕生诠释法律的证据力量。
法袍惊雷
为苍生拍案的孤勇者
1932年深秋，法租界的寒意比往年更刺骨。法商水电公司工人徐阿梅因组织罢工争取生存权，被巡捕房投入铁窗。当上海滩各大律所面对洋人势力噤若寒蝉时，一个身影却逆流而上——鄂森抓起公文包直奔巡捕房，只撂下一句话：“这案子，我分文不取！”
法庭上，法国检察官趾高气扬，指控徐阿梅“扰乱社会秩序”。鄂森静听完毕，突然从卷宗中抽出一份工资单，声音如金石坠地：“法官阁下请看！徐阿梅每日劳作12小时，月薪仅9银元！而同等岗位法籍员工，薪资是他的八倍！”
他目光如炬扫过旁听席上愤怒的工人，“这不是剥削压迫，又是什么？工人争取生存权利，何罪之有！”法袍下的怒吼如惊雷炸响，旁听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法官面色铁青，被迫当庭释放徐阿梅。这起轰动沪上的“洋奴工案”，让“鄂大律师”之名响彻黄浦江畔，成为底层民众心中的一盏明灯。
四年后的凛冬，更大的风暴席卷全国。1936年11月23日凌晨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等“七君子”被军警从家中强行带走。“七君子案”令举国哗然，鄂森毫不犹豫加入由20位顶尖律师组成的“辩护天团”，直赴苏州高等法院的虎穴龙潭。
法庭上，检察官矛头直指李公朴，指控他“勾结张学良，酿成西安事变”。担任李公朴辩护人的鄂森拍案而起，声震屋宇：“救国会的电报白纸黑字写的是‘火速援绥抗日’，何来勾结？何来叛乱？”他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电射向法官席，一字一句砸向整个法庭：“今日若判爱国者有罪，明日谁人还敢为国赴难？”
当审判长试图强行禁止律师团调查关键证人张学良时，鄂森与全体辩护律师“唰”地一声全体起立，二十件黑色律师袍气势磅礴如乌云压城，形成民国司法史上罕见的集体抗辩。这场撼动法庭的对抗，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七君子。
东京对决
撕开裂口的沉默猎手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中国人民知道，真正的胜利，要让战犯在法庭上低头。当中国政府决定组建阵容强大的“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”时，鄂森的名字赫然在列——他精通英美法系，熟悉国际规则，更能用铁证戳穿日本战犯的诡辩。
出发前，他在日记中写下：“若不能让头号战犯伏法，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？愿以东海为证，此生不负家国。”
1946年初春，他带着满腔家国情怀，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程。然而，审判的艰难远超预期。日本辩护律师团以“管辖权异议”“证据不足”为由，试图为战犯开脱；更棘手的是，许多关键证据已被销毁——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被烧，细菌战的实验记录被埋，连幸存者的证词都因恐惧而不敢轻易出口。
鄂森知道，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他带领团队奔走于上海、南京、苏州之间：在南京的破庙里找到尚德义老人，听他颤抖着讲述“万人坑”的惨状；在苏州的老茶馆里寻到伍长德师傅，让他指认当年日军刺刀上的编号；甚至通过教会关系，说服美籍医生罗伯特・威尔逊交出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手术记录——这些泛黄的纸页上，浸着受害者的鲜血，也刻着战犯的罪证。
他带着半箱民间血证抵东京——那是历时三个月踏遍曾经的沦陷区搜集的“炮弹”：南京万人坑旁的染血碎玉、哈尔滨731部队围墙外的孩童棉鞋、上海慰安所地窖里的铜铃……最珍贵的是一本美籍医生威尔逊的染血手术记录，记载着南京大屠杀期间截肢手术数量。
1946年5月3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槌声如惊雷炸响。开庭首日，日本辩护律师便抛出“日本没有发动侵略战争”的荒谬论点。鄂森霍然起身，手中的卷宗重重落下：“请问辩护人，南京城三十万冤魂的哭嚎，算不算侵略？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的暴行，算不算反人类？”正义的声音砸碎了所有诡辩的伪装。
在对海军少将丹下薰二的质询中，对方试图以“执行上级命令”为由脱罪。鄂森展开一沓密电：“这是1937年12月1日的《华中方面军作战命令》，明确写着‘南京城内所有抵抗者格杀勿论’。请问，是上级命令大，还是人类的良知大？”丹下薰二脸色惨白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“鄂森最擅于让证据说话。”倪征燠在回忆录中写道，“他总能找到撬开铁嘴的那道缝隙。”
1948年11月12日，当审判持续到818次开庭时，绞刑架上终于垂下七根绳索，法官宣布“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绞刑”的判决。这场审判，不仅让28名甲级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更用法律的武器，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永恒印记。
浊世清流
永不倾斜的正义天平
上海滩的律师圈流传着“鄂森三不接”：汉奸案不接，鸦片案不接，欺压劳工案不接。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交通银行经理唐明寿之子跪在鄂宅门前——其父因充当日军经济汉奸受审。
“世伯救命！”青年捧着十根金条长跪不起，“家父说只有您能救他！”鄂森闭门不见，声音穿门而出：“他帮日本人吸同胞血时，可想过今天？”
这种风骨源自鄂森父亲鄂锦波的言传身教。1931年江淮大水，鄂家父子开仓赈灾。鄂森在上海奔走募捐，当满载面粉、药品的船队抵达鄂家码头时，乡民们惊见这位西装革履的大律师满身煤灰站在船头——他亲自押运三天三夜未眠。
“万民伞，快看万民伞！”当乡亲们将六柄写满名字的伞赠给鄂家时，鄂森对父亲低语：“这比斯坦福的文凭更珍贵。”此刻他或许想起，当年在租界法庭为工人辩护时，旁听席苦力们集体起立的场景——那是他心中真正的“正义天平”。
东吴师魂
烽火中的法学灯塔
鄂森为重建东吴法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42年，因为抗战的影响，东吴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不得不内迁重庆，和沪江大学、之江大学组成联合法商工学院，另一部分两百多名学生则滞留上海。作为校友的鄂森不忍看到学生流离失所，决定重新组织开课，以南阳路爱国女子中学为校园，采用原英文名称“中国比较法学院”作为学校中文名。
有人回忆这段历史，感叹道：“幸鄂吕弓博士登高一呼，群山响应，热心教育者无不踊跃输将，经济之基础因固，种种困难迎刃而解。”在鄂森等人的艰苦努力下，东吴法律学院的法律、会计两系学生达三百余人，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。抗战胜利后，重庆的东吴大学迁回上海，与中国比较法学院合并，鄂森担任东吴大学的教务长，教授比较刑法、证据法、国际私法。
鄂森在法庭上义正辞严，据理力争，在课堂上却为人师表，宽厚对人。东吴法学院的很多学生对鄂森印象深刻。他随身携带支票簿，学生凡有经济困难找他的，他常常当即解囊相助。
在学术方面，鄂森曾编著《国际私法讲义》一书。据他自述，编辑此书旨在：“阐明国际私法之基本原理，及我国现行国际私法梗概。故内容编制，悉以现行法律适用条例为依归，并傍征国籍法、民法、民诉法及有关判例。”鄂森的《国际私法讲义》自有特色，学界认为该书融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际私法理论于一体，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私法的学说和实践，各章各节都有国际私法沿革的介绍，等于是一部国际私法小史。
课堂上的鄂森光芒四射。他将办案时积累的“如何用证据链击破谎言”“怎样让农民听懂法律术语”的经验融入教学，东吴大学的礼堂里常爆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原来法律不是书本上的死条文，是能救人命的活办法！”经他点拨的学生中，后来许多人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骨干——他用教育的方式，将正义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土地。
沧桑正道
长夜不灭的法治星火
1949年5月，鄂森在龙华机场推开赴台机票：“我没做亏心事，何必逃亡？”他转身回到东吴大学讲台，在《国际私法》讲义扉页写下：“正大光明，薪火永传”。
1970年肺癌弥留之际，他紧握东京审判照片。背面是扬州老宅门楣拓片：“正大光明”。四字下方，钢笔添着一行小字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。
如今在扬州头桥市民广场，四座雕像并肩矗立。束星北、吴大观、余友泰三位科学巨匠的雕像旁，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名律师——鄂森”永远面朝东方。每当晨曦初露，阳光穿透碑上镌刻的文字，路过的人会驻足读上两句：“他以法律为剑，斩断历史的虚无；以正义为灯，照亮民族的未来。”
广场散步的老人常指着碑文对孙辈说：“瞧见没？这位鄂律师在东京法庭上，几句话问得日本战犯当众跳脚！咱们头桥的水土，养得出硬骨头！”稚童小手摩挲着碑石上深刻的名字，法治精神的种子悄然落入心田。
历史不会忘记，人民不会忘记。鄂森的故事，不是尘封的往事，而是一面镜子——照见法律人的信仰，照见一个民族的脊梁，更照见我们该如何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。（鄂小明 施琛耀 吴锦铭）
